邓小平故居附近有一山，人称笔架山。此山并非绵延不绝的崇山峻岭，只是三个高低不一紧密相连的普通峰峦。三个峰峦形成两道垭口，远看犹如一个“山”字，更似文人书房中搁笔的笔架，故名笔架山。笔架山正对邓小平故居三合大院堂屋的大门，三峰中间的那座峰峦恰与堂屋大门处在同一中轴线上。到过邓小平故居的人都知道民间有这样一个说法：“门前对着笔架山，不出文官出武官”。那意思是说，此地位置好，谁有这风水，家中后辈不出文官也要出武官，颇有神秘味道。
此山人们司空见惯，常说常道，而具体位于何处却无人能讲清楚。虎年之初，几位朋友相邀寻之，几经周折，在浓溪镇与广门乡交界处终于找到，此地为浓溪镇堡寨村所辖。问当地人，山为何名，称之天宝寨。三峰之中，大者称大寨子，中者为二寨子，三者为三寨子，寨上有古庙，名天宝寺。人们亦把天宝寨写作“天保寨”。为此我专门查了《广安州新志》，其《岩险志》中有记载：“天保寨，州西龙棲桥上。”看来，天保寨或许是古地名，或许是修志者写错了，而记载中的龙棲桥，则似应为浓溪桥。
一
细细考察天宝寨，山势险峻，陡崖壁立，不愧为一处天险。寨上过去建有寨墙，但是岁月沧桑，这里和很多山寨一样，早被毁损，仔细寻找，几乎无一处完整寨墙可寻。据人回忆，天宝寨寨墙不高，箭垛只一尺左右，人要射击，不可站立，只能匍匐于地，这是与其它地方寨墙的不同之处。大概是因这座山寨山势险峻，有的地方几乎为绝壁，冷兵器时代难以攻上，因而不需要那样高的寨墙。而后，我也查过史料，天宝寨一带没有过战争的记载，说明这座寨子基本只是一个纯宗教活动场所，用于战争防御只是它的次要功能。
寨上有穿逗结构房屋一座，当地人说这就是当年的天宝寺。天宝寺分上殿和下殿两部分，上殿为后殿，下殿为前殿。前殿低，后殿高，但是我们只看到上殿，却未看见下殿。当地老人告诉我们，此寺早在1953年即开始被拆除，寺中僧人多已还俗或远走他乡，只剩一个小和尚留在那里守着庙宇，香火自然衰败下来。失去香火的天宝寺后来分给了当地两户农家，一户后来下山居住去了，他所住的前殿也随之被拆毁。寨上现在只有一户李姓人家住在上面。当地政府曾多次劝其搬迁到寨下居住，都被婉言谢绝，其理由是，这里风水好。
天宝寺说不上规模很大，但却建得小巧玲珑，十分精致。旧梁柱上至今还依稀可见当年的绘画图案。寺庙门窗也是传统的雕花木格。两层石梯，每层七步，还算宽大，大门两侧通道前的青石栏杆也很气派。在原先的下殿与上殿之间，左右两侧原各有一间石头砌成的厢房，一侧厢房已被完全拆掉，一侧留了下来，但也被改建，只有基础尚存，当年排水的两只螭首保存还较完好。改作民居后，这个庙宇虽已不见当年风貌，但基本格局仍可看出。同行的朋友说，应想法到室内去看看，里面说不定有宝物。我们想，会有什么宝物呢？经过一番联系，房东回来了，打开大门让我们进去，除了正堂屋还稍宽松外，左右两边的几铺床就把室内填塞得满满当当。我们问，这里还有没有当年的东西可以看看，主人热情地说，有哇有哇，还有几块大石碑吔！在他的引导下，我们来到正堂两侧，果然看见两边各有三块大石碑被作为墙壁嵌在那里。主人拿来手电照着石碑让我们看，众人不由发出惊叹，欣喜若狂，居然是三组介绍这座寺庙重大活动的碑刻。碑刻保存完好，记述详实。借着手电光，我们仔细阅读第一块碑刻《天宝寨新建上殿碑记》。内中写道：“里有天宝寺古刹也，旧供文武二圣于殿之偏隅，狭而陋，里人士入庙告虔，不足生畏敬而起响往之心，欲移建之。屡议。□卯，周君新之与先大夫次桓公约同志于寺后创建上殿，移奉文武二圣金容，并增祀圣先师孔子以妥灵威，用肃瞻仰……逾年落成。同事诸公佥谓非不致此，瞩余志之以示久远……”
碑刻虽有一些文字被风化剥落，但还能根据上下文，较顺畅地看出意思来。碑文作于光绪六年，笔法古拙，文字简约，记述清楚，从字迹刻工看，正楷颜体，娴熟流畅，老辣苍劲。从落款看，碑文作者和书写者为一自称“浓水渔子”的蒲金麟。琢磨碑文、“古刹”，说明天宝寨存在已久。“浓水”，即天宝寨下的浓溪河，“渔子”，是那时读书人常常喜欢自谦的一个称号。唐代诗人张志和曾写过一首《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那意思是讲一位垂钓的渔者, 穿着棕树皮做的披风，戴着竹制的斗笠,坐在船上,悠闲自在地钓着鲜美肥嫩的鳜鱼,在和风细雨中独自享受着初春美景，真是令人心醉。唐代柳宗元也写过一首特别著名的绝句《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依然写的是钓者渔子，更道出了文人雅士的一种清高意境。而蒲金麟看来就是以这样的文人雅士自居，为自己取名“浓水渔子”。另一块是立于清同治元年的天宝寺举行文武大会的祀事碑，也保存完好，碑文记述了寺中每年都要举行文武大会，春秋两季各一次。文武者，乃孔子和关羽也。在中国历史上，孔子以一个“仁”字被尊为大成至圣而受世人膜拜，关羽则以一个“义”字为后世所景仰。“仁义”二字在当年的民众中影响之深，至今不衰。而在这样一个山寨上建文武庙，也可看出当时此地民间对“仁义”之向往和民风之淳朴。读着碑刻上的记述，我头脑里浮现出当年这里举行文武大会的盛况：山寨上人声鼎沸、彩旗猎猎，天宝寺前锣鼓阵阵、香烟缭绕。四境八乡的民众打着“仁”字、“义”字大旗，身着节日盛装，涌到这座山寨上来，同祭文昌、关圣，共祷乡里太平。其礼仪之宏大，场面之庄严，甚为壮观。第三块石碑是记述寺中祭祀孔子的“大成盛会碑志”。从碑文可以看出，孔子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推崇尊敬，乡里民众也受到很好的教化。在碑刻上可以看到，当年修建这个庙宇时，众多乡民纷纷捐资，名字至今历历可睹，足见其心意之诚，“仁义”二字在天宝寨一带成为人们保境安民的重要法宝。想到这里，我们猜想当年协兴邓家是否也曾到过这山寨上来参加文武大会及相关祭祀活动，因为从碑刻上看，捐款人中的邓姓人氏数量不少。他们是否为姚坪邓氏，尚缺考证。但是当年的天宝寺影响如此之大，离协兴邓家又这样近，路途不足十华里，邓氏祖辈又知此地风水与自己住宅相关，加之邓绍昌又是协兴场上有名的袍哥大爷，颇讲仁义，我觉得邓氏祖先到此参加祭祀完全可能。后来，我们专程又到天宝寨，以拓片的方式将捐款名单从碑刻上拓印下来，然后细细查找，居然发现了一个叫邓存醇的名字。按照邓家字派 “以仁存心，克绍先型，培成国用，应尔昌荣”的排列，存字派当属邓小平这代人的高祖。大清光绪八年（1882年）完成的《邓氏分谱》即由邓存醇创编。这个发现令大家欣喜万分。回家后，我又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