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多次重要講話中倡導“知行合一”。在G20杭州峰會開幕辭中，他指出二十國集團應“知行合一，採取務實行動”。在北京市八一學校考察時，他強調：“教育要注重以人為本、因材施教，注重學用相長、知行合一，著力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促進學生德智體美全面發展。”

　　“知行合一”是中國傳統思想的精華，是中國文化的基本命題，其最早出自宋元之際儒學家金履祥所著《論語集注考証》：“聖賢先覺之人，知而能之，知行合一，后覺所以效之。”這是說，先知先覺的聖賢，知而能行，思想與行為一致，是后知后覺之人效法的榜樣。“知行合一”論后由王陽明發揚光大，發展成較完備的哲學體系。古人所謂“知”指道德觀念、思想意念和事物之理，“行”指道德踐履和實際行動，“知、行”有似今天認識和實踐的關系。

　　作為哲學命題的“知行合一”雖出現較晚，但“知行合一”的思想實貫穿於儒學之始終，只是各家在具體論証時有所偏重。他們都認為知行必須統一，並看作為人為學的根本，否則就談不上“善”。湯一介先生認為：儒家特別關切知行關系是因為儒家崇尚入世，要“明明德”於天下，就不能僅是理念，必須見於事功。《尚書》說“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左傳》說“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都論及知行難易問題，認為求知重在運用，這說明中華民族自古就是重視踐行的民族。孔子把“言行一致”視為劃分君子、小人的重要標准。《大學》三綱領八條目即是知行的統一過程。入宋以后，知行關系的探討更加深入，程頤提出知先行后、知難行亦難，朱熹主張“知行相須”“論先后，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他們都在不同層面肯定知與行的統一關系，故后人稱程朱理學是“重知的知行合一說”。

　　王陽明集知行學說之大成�